该明确界定什么是“不当言论”了
Original 作者枫叶君
梁艳萍还没消化，又来了王小妮。
4月30日，海南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：“针对网友反映我校退休教师王小妮个人微博发表不当言论的问题，学校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。”
又是教师。可见，教师，尤其是大学教师，是个容易招致麻烦的行当。
这让人想到阿甘。在电影《阿甘正传》中，善于直线思维，却常常让历史学家叹服的阿甘，由罗伯特·肯尼迪被杀想到5年前他遇刺身亡的哥哥、前总统约翰·肯尼迪，得出一个朴素的结论：“做兄弟真不容易。”
其实，方方和她的日记也是如此，如果容易就不会受到围攻，也不会在日记终结后，迫于对方攻势太凌厉，又借着“二湘的十一维空间”开始发文，目前已有《关于（1）说在前面》、《关于（2）- 关于听说》、关于（3-4）三篇。
除了知名度高些，方方和梁艳萍、王小妮的主要区别，大约就是没当过教师。单就写字来说，好像没有多大的分别。
近年来，还有不少遇到同样情况的教师。不过这里没必要一一列举，更不必往前追溯，否则恐怕就要穿越历史，去秦朝或清朝的某个派出所搞点外调什么的。
简单说，麻烦的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“不当言论”这四个字。可是，到底什么是“不当言论”？
我很小的时候就险些遭到“不当言论”的迫害。那天晚上准备睡觉时，我眼望墙上一位画家送给父亲的冬雪梅花国画，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“毛爷爷”。不料这话被大我四岁的哥哥听见，他十分严肃地告诉父亲：“他叫毛主席是毛爷爷！”
我当时尚未上小学，却也有相当的风险意识，心里有点紧张。不料父亲了解情况后，说了一句，叫毛爷爷也对，就是爷爷。
哥哥悻悻地罢休了。我也勉强能够睡着了，入梦前很庆幸自己被允许当了回孙子。
近50年过去了，似乎当年的“毛爷爷”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模拟手机都换成智能手机，二奶都进入第三代了，中国人还是没有搞清楚。
我想，无论方方还是梁艳萍、王小妮，她们都不想明知故犯，因为她们，包括和他们不相识却也天天在手机上说话留言的全国人民，恐怕都不十分清楚，到底话说成什么鬼样子才叫“不当言论”。
因为宅基地边界不清，农民中常有被镐头打破头的。对知识分子来说，明确“不当言论”的边界至关重要。这似乎不是几个教师能解决的问题，著名的有关部门应该给个明确的说法，以便大家不要像农民那样，不时被邻居的镐头来个万朵桃花开。
对于教师来说，问题就更具有紧迫性，农民的邻居能有几个？教师可是面对满课堂的学生。
不要以为只有被抓现行才叫不当言论，过去的存货也同样有效。海南大学的微博消息只提了“不当言论”，可东方网的报道显示，这言论不仅“不当”，而且还历史悠久，因为它发表在“2011年至2014年期间”。
就不当言论来说，“言论”无罪，“不当”有错。否则，就容易扩大打击面，甚至沦为某些人打击别人的工具。
举例说，如果你上了一趟厕所，规规矩矩坐在马桶上上的，并且最后把擦屁股纸扔进纸笼里，这时突然有人闯进来说，“你污染了环境！”，要动用环保法罚你的款。这时的你冤不冤？毫无疑问，你一定会出离愤怒地大喊：“还他妈的有没有王法了？！”
首先，有一点必须明确，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。”这是宪法的明确规定，再牛逼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一点。
当然，言论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，即使在言论非常自由的西方国家，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在越界的情况下，甚至会面临法律的处罚。同样，在我们国家，如果真的被法律认定为不当言论，不管是谁，那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这没什么疑问。
只是，言论自由就像公路上的车速，任何人都有快点开的权利，但问题是可以开到多快，在多快之内是合法，超过多少是违法；明确的限速规定在哪里，谁有权决定你是否超速，要有什么根据，有什么凭证，出了纠纷，解决的程序在哪里。
我想，当面对方方日记，连带着梁艳萍和王小妮，以及此前诸多的类似问题，很多中国人都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，就是那些动辄就在官方微博上发个文，说某某发表了“不当言论”的所谓部门，也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“不当言论”。
其实，对很多有关部门的法律素质打个问号，给点儿类似优惠券的折扣，并不会距离实际情况太远。况且，官方微博算什么？不过是按程序注册了一下而已，距离真正的法律权威还差得远。
当说一个人有“不当言论”时，我们面对条件是宽松的，你觉得不当就是不当，不用管别人怎么想，这都没问题；但是当要动用公家权力对当事人进行处理时，则条件就升高很多，因为你说人家“言论不当”，可是人家根据宪法享有“言论自由”，人家难道比你就矮一头吗？
宪法有多牛不用我多说。如果有人要对他或她说，你的言论不属于“言论自由”的范围，那就不是空口白牙的事儿，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。况且，如果你处理不当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对方都有权将你告上法庭，理由就是你侵犯了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。
因为小时候一句“毛爷爷”险遭政治迫害，我对所谓“不当言论”从此高度警惕。到十年结束那年，我已经8岁，虽然身处于动乱的洪流中，但因为年纪太小，我基本上是个看眼的，而且连看过什么也都忘得差不多了。要说还得感谢导演谢晋，他的《天云山传奇》、《牧马人》、《芙蓉镇》告诉我，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。
不过形势在变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有些人因为年纪轻，连那个年代的大骨汤都没赶上机会喝，但现在忽然食欲大振，居然渴望着捧起大棒骨直接啃了，这真是奇葩得难以理解。“沉默是金”的时代正在款款向我们走来吗？有人将这比喻成一个队列，大家正集体走向坑里，前面已经掉下去了，而后面还不自知，还在拥挤着，并嫌前面的走得太慢。
悲哀也正在于此。四十年过去，我们似乎又到了不掉下去就不觉得“功成名就”的历史节点了。
前两天，《新民周刊》发了一则令人侧目的微博，说如果不是“中国对于言论的管控是宽松的”，方方早就被收拾了。这话到底是否有道理暂且不论，关键是它还说了这样一句，“更是因为宽松的环境能让更多的人被揪出来”。
这话什么意思？这里的“宽松”和“揪出来”如果再不让你想起当年的什么，你以后也不要再对别人说，自己还拥有一种唤作“想象力”的东西。
其实，鉴于历史教训，我个人以为，上海的文人最好少趟这道浑水。那十年间主管意识形态的笔杆子，从张春桥到姚文元再到徐景贤，大都来自于上海，当初闹得欢的是他们，后来一个个被审判下大狱的也是他们。所以，有挨斩的经验，就不要没事儿老伸脖子了，超然一点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很快，《新民周刊》又发出四个字，“小编已换”。可这下惹得很多人炸锅了，有的说，难道社会上只允许有汪主席一家之言了？还有的说，方方和她背后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左右党媒的地步了。
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了。什么时候方方和她的支持者变成了迫害别人的人？如果别人说“如来佛再厉害，也跳不出孙悟空的手掌心”，我也不会惊讶到这个程度。看来，贼喊捉贼、倒打一耙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江湖技艺。
如此声援一个小编，看来有人确实为可能吃不到大棒骨捉急了。只是他们没想到，大棒骨除了可以拿来啃一点肉，也可以用来打人的脑袋。
阿Q因为一句“我和你困觉”把吴妈吓坏了，后者几乎要寻短见。可是阿Q的基因特别，没过多时，当少奶奶和邹七嫂劝哭哭啼啼的吴妈，惹得众人围观时，阿Q又觉得有热闹看了，想，“哼，有趣，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？”直到赵太爷捏着大竹杠朝他奔去，他才意识到这热闹并不纯碎只属于别人，刚才就挨了秀才的打，而现在，赵太爷觉得还没完，要找他算账！
现在的有些人比阿Q强多少吗？他们似乎觉得，只有方方会被围攻，只有梁艳萍或王小妮可以被反映有“不当言论”，而他们自己则永远都只会说“正当言论”。这真的有根据？反正在我看来，这并不在“四个自信”中。我也奇怪，既然不在其中，有人为什么还这么自信？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永远是赵太爷，而不会是被赵太爷的大竹杠追打的阿Q？
围攻方方，揪梁艳萍、王小妮，很多人都自信得不要不要的，但是他们的自信跟吴晗都没法比，因为吴晗哪里都比他们强，人家是胡适的得意门生，明史专家，原北京市副市长。论觉悟，那就更让上述人等无法比拟，人家就工作在毛主席身边。
虽然吴晗在反右中没少出力，让很多人无辜蒙冤，但是他不曾料到，政治的暴风雨有一天会狠打在自己身上。1965年11月，姚文元在《文汇报》发表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三个星期后被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，吴晗的厄运到来了，他被批“为彭德怀翻案”、“攻击毛主席”、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等等。
吴晗真的是家破人亡。1969年3月18日，妻子袁震死于狱中。同年10月11日，吴晗不明不白在狱中身亡。最惨的是女儿吴小彦，因父母双亡的沉重打击，1973年，年仅19岁的她精神失常了。1976年秋，吴小彦再次受到监禁、审讯、殴打。因不堪凌辱，9月23日，她服毒自杀身亡，年仅22岁。
在吴晗外甥女吴翠写的回忆文章《吴晗一家的命运》中，有这样几段催人泪下的文字：“专案组人员喝斥道：‘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，没有你们的好处！’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。拿到手里的仅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下的几支香烟，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。两个孤儿一路哭着回到家。”
“被抓走的那一天，小彦得了阑尾炎，正要入院动手术，身上还有医院开的住院通知书。小彦被押入牢房，带上沉重的脚镣，她的阑尾炎时时疼痛难忍，狱警就给片止痛药吃；疼痛折磨得她不断地哭泣，管理人员不耐烦就给她注射冬眠灵。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大间牢房里，经常对她严刑拷打。她的两颗门牙被打掉，额头上被打开深见骨头的大口子，姣好的面容完全破了相。”
“小彦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，但是她终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残，彻底地绝望了。一天，小彦似乎显得神智十分清醒。她把小双叫到跟前，对弟弟说：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，今天你18岁，你终于成年，我可以去见爸妈了。小双听了满头雾水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。不料，这回却是真的，小彦就在弟弟满18岁那一天，饮下毒药自杀身亡。”
所幸，吴家并没有断根儿，儿子吴彰活了下来。据吴翠回忆，她从农场回到北京后曾去过吴家，“家早已经空空荡荡，四口之家只剩下小双一人，空守着三个骨灰盒，过着凄凉的生活”。为了生计，吴彰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干泥瓦工，得到好心师傅的照顾。
1987年，吴彰赴美留学，获理学硕士学位。2004年入籍成为美国公民。
咳，说这些干什么？至少吴晗在没被打倒之前，他对自己是有自信的，比那些要揪梁艳萍、王小妮的人自信多了。
1946年，吴晗与老师胡适在北平有一次很不愉快的会面。胡适还是当年的胡适，而吴晗早已不是当年的吴晗。吴晗后来回忆此事时说：“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，我做胡适工作，可是他顽固不化，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。”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，不由长叹：“吴晗可惜，走错路了。”
吴晗如果知道其师的这段话，也一定是极其不忿的。但是，这种信心大约会维持到他被彻底打倒的那一天。无人能知吴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过什么，或许亢龙有悔，又或许至死不渝。
吴晗走得早了些，如果能熬到“四人帮”倒台，像其他的老干部那样获得平反，重新回到领导岗位，那会不会又是另外的心情？谁知道呢？
不过，令人遗憾和同情的是吴晗的女儿吴小彦，年轻的她也没有等到那一天，自杀身亡两个星期后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。
历史唯一的作用，大概就是让人接受点教训。可是有些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，他们天生对历史教训有免疫力。因此，历史也就帮不到他们，唯一的那点教训，在他们眼中，反而像是藏在史书和档案中的傻逼。
在王小妮继梁艳萍被点名后，有人在微博上很”人性化“地说：“我的看法，此人差不多就行了”，“人都退休了，删帖也是认怂，也不必盯着不放，搞得他们受迫害一般，弄出许多悲情”，“这批50-60后老油渣不死，总会有人跳出来，不是此小妮，还会有彼小妮。学校查了即可。”
这语句，这气势，这胸怀，让我恍惚间有一种时光倒流的快感。这等红心爆棚的人才，不在革委会里担任个一官半职不是我们辜负了革命，而是革命对不起革命群众。此公还欣慰地撂下一句：“好在这些货影响越来越小，年轻人用自己双眼看清了世界变化。”
算了，“智者”就不需要我们担心了，人家一来心明眼亮，二来也绝不会沦为吴晗、袁震以及他们在花季凋零的女儿吴小彦。我们还是要多关心自己，早早弄清楚什么是“不当言论”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别特么在家刚说了一句“早上不许喝粥”，就搞成个“崇洋媚外”。崇洋还加上媚外，那不就是妥妥的“不当”吗？
为了一碗这主义、那思想哪个都靠不上的破JB粥，不值当。